我叫邵磊,今年二十九岁,在南方一座城市的工地上做钢筋工。 这行当苦,我知道。夏天钢筋能烫掉一层皮,冬天手冻得握不住钳子,干活的时候一身汗,收工的时候一身泥。可我不怕苦,我家里穷,父母都是庄稼人,供不起我念大学,我得靠自己挣出一条路来。 我十九岁出来干活,干到现在整整十年。前五年跟着包工头到处跑,从一个工地挪到另一个工地,住的是工棚,吃的是大锅饭,睡的是上下铺,钱是攒下了一点,可人呢,越过越飘,像一片没有根的叶子。 后来,我在城东的一个大工地落了脚,一干就是五年。也就是在那儿,我认识了江惠兰。 那年我二十四岁,她三十二。 江惠兰在工地门口开了一家小卖部,一间半的小屋子,卖点水、烟、方便面、创可贴,还有她自己煮的茶叶蛋、卤好的鸡爪。她是个寡妇,丈夫四年前在另一个工地上出事故走了,留下她和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女儿。她一个人守着那家小店,起早贪黑,从不喊苦。 我第一次走进她那个小店,是为了买一包烟。她递给我烟的时候,我看见她的手,瘦瘦的,手背上有几道冻裂的口子。她抬头冲我笑了一下,说:"小伙子,烟少抽点,伤钱又伤身子。" 就这么一句话,我记得了很多年。 那几年我一个人在外面,没人管我抽烟,没人管我吃没吃饭,更没人管我累不累。江惠兰是第一个跟我说这种话的人。后来我就常去她那店里。买水,买烟,买创可贴,有时候什么也不买,就坐在门口那条小板凳上,看她蒸蛋、听她说话,听她说说她女儿,说说她老家,说说她一个人撑这家店的不容易。 时间长了,我们就熟了。再后来,工地上的人都知道,钢筋班的邵磊,跟门口小卖部的江姐走得近。 到那年的秋天,我们"搭伙"了。 搭伙这个词,是江惠兰先说的。她说:"邵磊,你一个人吃住都在工棚里,我这边有灶有锅,你不如搭伙吃饭,每个月给我一点伙食费,也省得你天天啃泡面。" 我没多想就应了。从那以后,我白天在工地干活,晚上就到她店里吃饭。她做的饭不算讲究,可热乎、管饱、有味。吃完饭,我帮她卸卸货、修修那台不灵光的冰柜、给门框上的合页上点油。她坐在旁边打毛衣,或者给她女儿念作业,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 这样的日子,一过就是五年。 五年里,我帮她扛过几吨的面粉,替她把女儿从医院背回来过,陪她守过半夜驱赶门口那几只找食的野狗。她也替我缝过工装的破口,给我熬过治腰疼的中药,在我发烧的时候端着一碗姜汤,守到后半夜。 我们之间,从来没说过一句"喜欢"。 我顾虑得多。她比我大八岁,是个寡妇,还带着个孩子。我一想,要真跟她在一起,我一个穷打工的,能给她什么?我连自己都安顿不好,凭什么耽误她。她呢,也从来没提过。她只是每天照常给我留饭、照常跟我说"慢点吃、别烫着",像什么都很清楚,又像什么都不需要说破。 五年就这么过去了。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。 可今年春天,我妈的一个电话,把我从那座城市里,硬生生拽了回来。 我妈说:"磊子,你今年二十九了。村里跟你一般大的,孩子都会走路了。妈给你看了一门亲事,姑娘人不错,是县里人,家里也过得去。你抽个空回来一趟,见见。" 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我说:"妈,我在工地上,走不开。" 我妈在电话那头急了:"什么走不开?你干了十年了,挣了多少?你总得回来一趟!你要是不回来,这亲事就吹了!" 我在店里跟江惠兰提了这事。 那天晚上,她正在蒸一笼包子,白汽把她的脸蒸得红扑扑的。我说完,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,接着又继续把包子往笼屉里摆。 她没抬头,只是轻轻的"嗯"了一声,说:"该回去看看。你妈是为你好。你也不小了。" 我看着她的背影,心里堵得难受,想说点什么,最后什么都没说。 回村那天,江惠兰起得很早。她给我烙了几个饼,用油纸包好,又塞给我一包茶叶,说:"路上吃。别等你妈问,自己先备着。" 我接过那包东西,站在她店门口,想说一声谢谢,可那两个字到嘴边,怎么都吐不出来。 我说:"我过段日子就回来。" 她说:"嗯,回不回来,都行。你的事,你自己定。" 那语气平平淡淡的,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可我上车以后,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店门口,一直站着,直到车拐过那个路口。 我回家的第三天,我妈就安排上了相亲。 那天天气很好,我穿了一件我妈特意给我找出来的白衬衫,去了县城一家饭店。我妈跟我说,对方姑娘姓沈,叫沈书云,二十六岁,在县城一家小公司做会计,家里父母都退休了,有房有车,条件不错。我妈把她的条件一个字一个字讲给我听,眉飞色舞。 我坐在饭店里,心里却一直不踏实。我一想起江惠兰那句"回不回来都行",心口就发闷。 三点差五分,饭店门口进来一个姑娘。我妈站起来迎过去,我也跟着站起来。 然后我就傻眼了。 那姑娘穿着一条浅色的连衣裙,头发理得整整齐齐,站在门口,朝我们这桌看过来。她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,眼神清亮,举止很文静,一看就是个读过书、有修养的姑娘。 可让我傻眼的不是这个。 让我傻眼的是——她的眉眼,跟江惠兰有点像。 不是长得像。是那种气质像